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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在不谢的花瓣上（第1页）

亲爱的，你为何如此忧郁？

啊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……

看，天边飘来的云，那么洁白，那么温柔，那便是我面对着你时的心境。听，树上传来的鸟鸣，那样纯真，那样烂漫。那便是我心中对你的赞美。

倘若世界上所有的泉眼都已枯竭，那么，请依偎在我的怀里，我心中的爱泉，将使你的唇喉永远滋润。倘若地平线上只剩下一缕霞光，那么，请你紧贴着我的胸膛，我心中的力量，将保护你安度艰难的黑夜。

亲爱的，舒展开你的眉头，听我说……

使你忧郁的，是那曾经藏在书架上，夹在《罗曼·罗兰文抄》中的那封信吗？

那时候，我的长诗《黎明照亮窗户》已经轰动，每天收到的读者来信有几十封之多。开始，你每日做工回来，洗涮过后，绯红着脸儿，兴致勃勃地拆阅那些来信。你为那些诚挚耿直的话语所打动，你的眼里，常闪烁着兴奋与感激的目光；你被某几封措辞尖刻，含有敌意的来信弄得惴惴不安，在已经安睡之后，你会突然凑到我的枕上，喃喃地问我：“荷夫，他们会公开批判吗？会把你打成右派吗？”我抚摸着你松软的头发，安慰着你，劝解着你。你相信了我的话，你指着那搁放着来信的抽屉说：“他们就是几个。支持你的，有那么多……他们要害你，那么多人，能不管吗？”你安心了，你在我的怀中睡去，轻轻地打着鼾……

渐渐地，你不再每信必看。我把认为最有趣的信读给你听，你就满足了。你常常是一边洗衣服一边听我读信。在我们那间值得纪念的不足十平米的小小居室中，在我们那张铺着用旧布补缀过的凉席的床边，在我们那盏唯一的十五瓦的电灯泡下，你甩甩耷拉到额前的头发，双手用力地在搓衣板上搓揉着，仰着头，望着我，听我读……

那一天你还没有回家。我拆阅着当天下午抵达的信件。那是一封从湖南寄来的信。好大的一个信封。拆开后掉出来的是一张少女的大头照。那少女确实长得美丽。她不仅轮廓娇俏，而且两只眼睛里饱蓄着灵气。她的来信并不长，写得热情奔放、干脆利落。她说她爱我的长诗《黎明照亮窗户》，尤爱我新发表的组诗《喂，请开窗》。她由我的诗而爱及我的人，她拜倒在我的脚下，她要嫁给我，而不管我是否已有爱人。她说只要我一声呼唤，她就将不惜一切代价，赶到我的身边，吻遍我的每一根手指……

我的心乱了。不是因为我接受了她的爱慕，而是我不曾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事情。我已经三十六岁，而且身材矮胖；我不仅已经结婚九年，而且女儿已经上到了小学三年级；我的手指短粗，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还被廉价香烟熏得焦黄……我不懂那位湖南安琪儿为什么不能仅仅喜欢我的诗，而非要来吻我这肯定会使她扫兴的手指？

我把那封信装好，扔到了抽屉里。读完了当天所有的信，我把需要回复的留在了桌上，把其余的也都扔到了抽屉里。我铺开稿纸，想写回信，但不知为何无从下笔。我承认，那张少女的照片总在我眼前晃动。我坐在那张可纪念的破旧的两屉桌前，望着窗玻璃上雨水溅出的渍印，犹豫了一阵，我就拉开抽屉，取出了那封信，我从书架上抽出了那本《罗曼·罗兰文抄》，把信夹在了里面，把书搁回了书架，使它夹在另外两本罗曼·罗兰著作之间。

你回家来了。你是工人，最最平凡的三级工。你们那家工厂坐落在一条最不知名的胡同里，属于集体所有制性质。你那些从家庭妇女转为工人的同伴们，至今弄不清彩色电影是如何拍成，她们坚信那颜色都是用水彩笔染上去的，她们争论着，哪部片子的色儿染得更好一些？她们既害怕已经到来的“寡妇年”，不是开玩笑而是严肃地禁止自己女儿出嫁。她们也为即将到来的猴年而揪心，有一位还曾单单从这一点出发，叫你劝我在猴年里务必停笔。啊，亲爱的，你就从那工厂回来了，头发上还挂着一些飞絮。

你照例询问来信的情况。我向你汇报着。你觉察出了我的不自然，你用疑惑的眼光打量我。但是你很快就发现留给我的花卷还在碗里放着，原来我因为忙于写诗又忘了午饭。你释然了，同时开始唠叨……

那是枫叶飘落的秋天。我兴冲冲地从外面回来。我刚参加完一个关于诗歌如何更好地反映人民心声的座谈会。我在会上发了言，回来的路上，我已经打好了大半首诗的腹稿，我打开门就想把涌动在胸中的句子倾泻给你，然而，拉开门以后，我愣住了。

你站在什物零乱的屋中。显然，你是想趁我不在，一个人来一次大扫除，让我回来后享受现成的“窗明几净”之乐。然而你的工作热情半截子上便被冷冻了。你呆呆地站在书架旁边，你身前的椅子上摊着那本《罗曼·罗兰文抄》，你手中捏着那张大照片和那封信……

啊，亲爱的，倘若密密的雨丝抽打在芭蕉叶上，芭蕉叶必然发出瑟瑟的声响，倘若圆圆的卵石落到湖中，湖水必然漾起层层的涟漪，你就应当听信我的解释……

我本是不愿伤害你，而我却深深地伤害了你。

夜晚，星光泻到我们的床上。你把女儿菊菊紧紧搂着，离开我一尺多，你两眼闪闪放光，像是在勘测我的心灵，你静静地怨我说：“干吗瞒着我？干吗要瞒着我呢？”

你痛苦。随着我新作的发表，你不仅要继续为我担“打成右派”之忧，还要独自承担着另一种忧虑……

啊，亲爱的，你更不必为那秋末的晚餐而忧郁。正如构成香山红叶的主要成分是黄栌而非枫树一般，构成那次晚餐的主要气氛，是纯洁的师生之谊而非暧昧情绪……

那一天秋意极浓。蜂蜜色的阳光，把窗外豆藤上的干叶照得筋络分明。我正坐在窗前，写着那首后来引起争论的《赠我的长发弟弟》，这时响起了叩门声。

我预料到，这将是又一位文学青年。

果然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文学青年。

她是一个短小精瘦的姑娘。她长得实在不漂亮。她脸儿黄黄的，额头上甚至有着两条不抬眉也可辨认的皱纹。她穿着工作服，径直从她做工的工厂里来我家。她从肩上取下一个油渍斑斑的帆布书包，从书包里取出一个油纸包，又打开油纸包，从里面取出一扎雪白的诗稿，双手捧到了我的面前。

尽管在一百次以上的接待中，我已经练就了一颗坚硬和不易点燃的心。尽管我像对待许多初次来访的文学青年一样，对她宣布了这样一种逻辑：“因为我其实并无指导别人的资格，又因为我这创作假的每一小时都很宝贵，所以我无法与您长谈；并且我即使读过了您的大作，也未必能发表出什么有价值的意见；为两下里都不徒费时间、精力，请您还是打破对我的迷信，别寻师傅的好！”然而无论是我的冷淡还是我的坚辞，都不能丝毫减弱她拜我为师的决心。她安安静静地坐到我对面的凳子上，有条不紊地对我讲起了她对我自《黎明照亮窗户》以来所发表的每一首诗的评价。她讲的不是那些我已经听腻的阿谀，也不提那些我不屑一答的浅薄问题。她的某些见解，甚至使我更加懂得了我那些从心中自然流泻而出的诗句。

我不由翻阅起她的那扎诗稿来。一股奔腾的才气从纸面上、从字里行间冲出。我怎能不息掉烦躁与轻视的情绪，同她促膝而谈呢？一只蜜蜂，不知是何时飞进屋里的，嘤嘤地兜着圈子飞着，不时飞到她那薄薄的、发黄的辫子上，翅儿加速抖动，定在那里，仿佛在啜吸她的诗才。

啊，她读过普希金，读过莱蒙托夫，读过惠特曼，读过泰戈尔，甚至读过波特莱尔……她说她喜欢闻一多、戴望舒、艾青、郭小川……

我们就那么忘乎所以地谈着、谈着。

忽然，我瞥见了桌上的闹钟，不由得“啊呀”一声，我想起了你临上班时的嘱咐，我早该淘米、煮粥、买咸菜……

我于是向她宣布了我急需完成的任务。我抱怨说：没有办法，我经常得为洗衣服、买煤饼、倒脏土……一类的事奔忙。多亏还有个奶奶，住在不远的胡同里，总算能给我们照看菊菊，否则，我的诗情将被生活琐事消磨得一滴不剩。

她太懂得诗，因而就太不懂事。她坚决地说：“我来帮你。以后我每星期来你家两次，帮你洗衣服、买菜、干杂事。只求你跟我像今天这么样，谈一会儿诗。”

她不走。她帮我淘米煮粥。我去买来了榨菜和猪肉，她就帮我切、炒。亲爱的，当你回来的时候，你惊讶地发现，吃饭的小炕桌业已摆好，饭菜齐备，而且我和她已经坐好，只等你洗了手，坐过来，便可开饭。你望望我，望望她，一朵淡淡的灰云飘到你的脸上，你不声不响地坐到了炕桌的另一边。

她管你叫“师母”。我敢说她真正是无邪的。亲爱的，至今我仍坚持这样的看法。她太无邪，因此就显得太邪乎。她见我愣愣的，不怎么吃菜，她便往我碗里夹榨菜肉丝。你看见了，你垂下眼皮，你闷闷地吃着。亲爱的，你为了支持我写成《黎明照亮窗户》，付出了怎样的艰辛；然而当黎明确实照亮我们的窗户时，你却遇到了这种你所不曾料想的事情：并没有人把我打成右派，却有虔诚的姑娘往我饭碗里夹菜……

亲爱的，我还记得，你更不会忘记，那个秋夜，窗外下着淅沥的细雨，老鼠在我们的床脚下跑来跑去，一只老蟋蟀从我们的碗柜下头不时发出嗄哑的鸣声。我们都没有入睡，我们长久地沉默着。后来，你叹了一声，恹恹地说：“看来，也许你跟那样的崇拜者一块过，更有意思……”我觉得你伤害了我的自尊心，我烦躁地翻了个身，把背对着你，气冲冲地说：“对对对对！你、你、你……你懂什么啊！”我听见背后传来了嘤嘤的哭声，可是我始终没有再转过身去。啊，亲爱的，请原谅我，就像叶片应当原谅露珠的滚动，就像池水应当原谅浮萍的飘移……

第二天，我写了一封长信，我诚恳地请求那位女诗人不要再来，并且一并寄还了她那些美丽的诗作。我真怕她仅仅懂诗而丝毫不懂人间之事，我怕她叩门，甚至怕她回信。啊，她真是一位通达事理的诗人。她再没来叩门，也没有来信。当然，这也很难说，因为没过多久，我就在新住宅区分到了一个两居室的单元，我们立刻搬了过去，并且不轻易告知别人住址。

亲爱的，我看出来，当我们迁到新居，当我们用我有限的稿费，买来令我们无限满足的最普通的书柜、“一头沉”书桌和最便宜的沙发以后，没过多久，你就更加忧郁。你同车间的大婶、大嫂们，或诚挚或讽喻地给你讲述着《铡美案》、《活捉王魁》一类的戏文，她们所强调的并不是那故事的结局，而是陈世美和王魁离异秦香莲、敫桂英的必然性。你回来向我学舌，宽厚地微笑着，摇头，表示你认为那都是小家见识，然而从你闪烁的眼波中，从你编织毛线衣的停顿、发愣中，我知道，我清楚地知道，你心头弥漫着什么样的酸雾。亲爱的，我懂得你，你爱的不是一只蜗牛，尤其不是蜗牛那华丽的外壳……

难道，我真成了一只负载越来越重的蜗牛了么？

猴年到了。太阳黑子活动频繁。美国圣海伦斯火山大爆发。一些地方奇旱，而另一些地方暴雨成灾。我的事业却蒸蒸日上。我获得了没有期限的创作假。我的发表，因此一般纯朴的读者并不知道我还面临着实际威胁。我被邀请出席着一个又一个的座谈会、茶话会、见面会、大型和小型的宴会。我得一遍又一遍地对本国的和外国的采访者讲述：“我是怎样写出《黎明照亮窗户》的。”到头来弄得我再也读不下这首诗的任何一行。报上提及我名字的报道越来越多，而我发表的诗作越来越少。读者开始摇头，批评家开始叹气，而新闻界也终于感到我是一只已经榨干的柠檬，于是他们扑向了谭真珠——那是一颗因发表《从今不再瞒》而升起的新星。可怜的真珠，她现在每天都得重复讲述“我是怎样写《从今不再瞒》的”，直到别人和她自己都听得发腻了，然后再被另一颗新星所取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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